46年前，当时的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找到王云五先生，请他写一篇有关《东方杂志》的回忆。王云五欣然相允。但当他提笔之时却发现，自己竟然不能准确说出该杂志的创刊年月。于是，他就大致推测说，杂志创刊于民国前六、七年间（准确的应是1904年）。对于这位著名出版家、曾任中国最大的出版公司——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又是《东方杂志》四分之一世纪发行人的王云五先生来说，这应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一个小插曲。
1998年底，台湾的杂志事业协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厚达近600页，采用5种不同纸张，印刷精致的《杂志年鉴（1950－1998）》。主事人及新闻界都将其视为台湾的第一本杂志年鉴。对杂志事业协会来讲，这恐怕也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一个小插曲了。因为在44年前，当时的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已编辑出版过一本杂志年鉴。如果要称第一的话，大概要被那一本取得了。
之所以产生“后来居上”这个小插曲，我推测恐怕与10年前杂志事业协会会所的火灾有关，被火舌吞噬的协会存档资料中，一定包括那本珍贵的1954年版年鉴。
44年前的这本杂志年鉴在台湾也许已不易找寻，但海峡对岸还有存本。笔者就曾仔细翻阅过这本年鉴。因此，愿不揣冒昧，在此赘述一二。
1954年版杂志年鉴为16开本，共有近400页。由台湾省杂志事业协会杂志年鉴编辑委员会编辑，杂志年鉴发行委员会发行，明星印书馆印刷。当时的许多要人如陈诚及王龙惠、贾景德、郭澄等都曾为年鉴题词，张道藩还专门以文言写了400余字的题辞。年鉴封面的隶书字体为国民党元老邹鲁所书。在编印缘起中，编者说明了编辑出版该年鉴的两个主要动机：一是为方便研究人员对杂志的利用，二是为便于海外来台人士特别是美国人了解台湾文化出版的“全豹”，便于他们选择购买所需资料。
该年鉴内容共四部分，分别为文论、杂志史与协会介绍、会员刊物介绍及附录。文论部分收入了9篇有关杂志的论文，作者为张其昀、董作宾、臧启芳、俞叔平、王云五、杜衡之、王昌华、雷震与吴守仁等9位著名人士。多数文章是从不同角度论述杂志的作用与价值，张其昀论述了杂志对国家的贡献，董作宾论述了杂志对学术的贡献，雷震论述了杂志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最显时代痕迹的是臧启芳的文章——《杂志对于反共抗俄的贡献》。其它文章或议论杂志业务或介绍中外杂志。其中王云五的《关于东方杂志的回忆》，以主要当事人的身份大略回顾了中国第一本杂志自创刊到1949年这40多年的历史；吴守仁的《杂志的发行》则是中国较早议论杂志发行的文章，也是此部分篇幅最长的一文。第二部分杂志史与杂志协会介绍，以《中华民国期刊小史》（作者未署名）一文最有价值。该文简述了民元前到抗战发生（1937年）期间中国杂志的发展脉络，还将此间的重要杂志分30类列出，每种都注明了编者、出版者及创刊日期。第三部分全部是会员刊物介绍，共介绍了150家杂志（超过协会会员的90％）。其中今天仍在继续发行的有《人生》、《拾穗》、《大陆》、《中国劳工》与香港的《新闻天地》等几种。附录部分共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与出版相关的法律法规，另一部分是会员刊物论文索引，索引共有140余页。
当我最初看到这本杂志年鉴时，非常惊奇。在台湾出版界所含括的图书、期刊、报纸及有声出版诸领域，没想到最先出版年鉴的竞是杂志业。他比台湾第一本新闻年鉴早了好几年，比综合性的出版年鉴更早了20余年。当时台湾岛正由兵荒马乱而甫定，百废待兴，各业均难。出版业尤其举步维艰。杂志业当时尚不足300家（但已有人嫌多），用纸要配额，言论受管制。在此背景下，他们竟出版了台湾出版业中的第一本年鉴。多么有眼光啊。也正因此，我对这本年鉴看得异常仔细。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第三部分。按照一般的年鉴编法，这一部分往往是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可这本年鉴却不同，不仅内容图文并茂，而且文风多样，不拘一格。像《新文艺》的介绍文字，是一篇充满激情的宣言；《野风》则以记叙文的笔法吐露了办刊的艰辛；《军事杂志》详述光荣历史；《广播英语文摘》打起了英千里、梁实秋的广告；《文坛》登的是目录摘要。除了文字上的特点外，绝大多数介绍或附照片、或附杂志封面、或附机构示意图、或附全国乃至于全世界发行网络图。许多杂志还兼收并蓄，照片、插图一齐上。《海事杂志》就用了三张照片，创办人、社长与总编辑每人一张；还有在台湾总部及海外的机构建制图。《东方文丛》双月刊选择了发行人娄子匡在日本与日本东方学会理事长座谈的照片，另有一张寓意深远又明快的杂志扉图。《海外》月刊除一期杂志封面外，还用了一幅“总统”蒋正中参观该杂志社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义卖劳军活动的照片。《自由中国》的两张照片最让我难忘。一张是胡适与雷震隔几而坐，胡适边说边打着手势，照片下面的说明是二人在编辑会议中。依此思之，那一定是适之先生在表示：《自由中国》一定能顶住国民党的任何压力。另一张是合影，共有21人，个别部分已显模糊。胡适坐在中间，左边是雷震；另有两位女士一长一少，坐着的那位老妇人，似乎像江冬秀。照片上的人不论年龄如何各个充满朝气与自信。正是他们，使《自由中国》成为台湾那万马齐喑时代的一声惊雷。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其中还有几位安在？
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不过，有一点我大概可以肯定，年鉴上《音乐月刊》一页所登的两幅照片中的一位还在台湾。他就是当时年鉴上《音乐月刊》介绍的撰稿人、也是该杂志的主编——现在台湾著作权人协会常务理事——李中和先生。如果我记忆不错的话，1994年，我应邀在台北参加一个活动时，曾与他有过一晤（匆匆）。李先生曾送我他做曲的CD，我记得他是一个音乐家。想不到，40多年前的他，也曾在杂志出版界，且是那么面容英俊，两眼炯炯有神（用今天的话是标准的帅哥）。
李中和先生恐怕早已与杂志出版无关了，所以台湾杂志事业协会在编这本1998年版年鉴时，不可能知会他。否则他一定会告知编者，44年前的那本杂志年鉴的。当然也不能绝对这么说，因为人有时是会遗忘的。1998年版年鉴中，收有香港《新闻天地》督印人、社长兼总编辑卜少夫老先生的文章《从杂志看半世纪历史——我与新闻天地》。卜先生始终是1945年创刊、至今仍在出版的《新闻天地》的主持者，《新闻天地》自当年台湾省杂志协会成立时就是会员杂志，其代表刘竹舟还是首届理事会的常务理事；杂志协会改名为杂志事业协会后，刘竹舟还当选过候补理事；1954年版的杂志年鉴中，也有《新闻天地》自撰的两整页自我介绍。以此推断，当年卜先生是应当知道1954版杂志年鉴的。但1998年，新杂志年鉴编者们向他约稿时，他却忘了这件事。可见，历史有时是可能会被遗忘的。好在年鉴的价值之一正好就是备忘。
44年前的台湾杂志出版界先进们一定还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否则，绝不会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编出这本图文并茂、丰富多采（虽然印刷是黑白、纸张也很粗糙）的年鉴。也一定是出于同样的原因，44年后的台湾杂志同仁才再做冯妇，又编出了一本精致的年鉴。此无论对杂志业者，还是对台湾出版史、文化史都是价值非凡、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至于在两本年鉴中产生的这个小插曲，也许可算做是点缀在台湾杂志出版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花絮吧。
